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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故事】王亚南在中山大学的学术思想

摘要:王亚南(和郭大力)系统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资本论》等著作之后,到中山大学(粤北石)任教的,时在1940—1944年。他把自己的简陋住所称之为“野马轩”。他教研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以教育者被教育的姿态,开展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实施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取得了具有中国化、实践性、批判性的成果。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山大学;王亚南;“野马轩”;政治经济学

王亚南(1901—1969)是湖北黄冈王家坊村人。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曾到一个私立学校教书。适逢北伐革命,学校停办,他经人介绍奔赴长沙参加了北伐队伍。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上下求索的王亚南又辗转上海、杭州等地,后来流寓在杭州大佛寺,遇到了合作伙伴郭大力,二人商定了长期的研究翻译计划。1938年与郭大力合作完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资本论》的翻译工程巨大,过去在中国的翻译都比较零星。这次的系统翻译由郭大力开始,王亚南后来加入。处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上海,已经进入“孤岛”时期。从敌占区到蒋管区,书报刊的审查空前严格。但《资本论》突破国民政府的层层审查终于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8年日军进攻大亚湾,广东省政府和文教机关也开始内迁。中山大学先迁云南澄江,后来又辗转从云南迁到粤北地区。为了安全,600[1]师生采取分散居住、分散式办学模式。1940年8月,王亚南在中山大学迁到粤北石后进入了法学院,是由蒋光鼐将军介绍过来中山大学的。法学院下设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但经济系人数居多。王亚南还担任了经济系主任,主要教授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他上的课程有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和高级经济学。

一、“野马轩”的由来及其成为学术自由小天地

王亚南给自己在石武阳村的住所自封了一个名号,称为“野马轩”。中大经济系所属的法学院,形成了一个以王亚南为轴心的学术自由的小天地。这个自由小天地的外在物质表现,就是院内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广场,广场内竖立了很多竹墙竹墙就是简陋的墙壁报,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有些媒体认为可取的好文章,就拿去发表。湖南省衡阳市的某报,就把墙报上的文章拿去发表。1941年 6 月 22 日,德苏战争爆发,6 月 26 日晚,王亚南、梅龚彬等人在武阳司的法学院礼堂举行座谈会,讨论苏德战争问题。李达[2]、吕复等教授也前来参加,参加的学生有数百人。法学院壁报上的文章,有一篇题目为《法西斯细菌在中山大学》,是学生写的,直接批评了持有法西斯观点的教授。当时德国法西斯军队进犯苏联,保卫苏联则是中国进步学生的普遍愿望。为法西斯辩护的教授,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自然在学院引起风波。后来,王亚南作为学术权威出来讲话,既平息了事件,也维护了学术自由的小天地的自由。

王亚南来中山大学之前,曾经和郭大力阅读翻译多种西方经济学著作。而最著名和最重大的学术贡献是在1938年翻译出版了《资本论》(三卷本)。他讲授的课程虽然是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和高级经济学,但他的学问基础是《资本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样一来,他教出来的学生,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很自然了,也成为了学术自由的小天地成员了。

王亚南到了中山大学,他所讲授的课程表面上是所谓的高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学,但是,他作为深谙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必然在他原来的学术思想基础上发展,必然要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传播。特别是他们翻译的三卷本《资本论》,在上海孤岛印刷出版了3000部,大部分还要转运到大后方发行。而国民党政府又实行比较严格的书刊检查审鉴制度,一下子扩大传播,是非常不易的。王亚南到了粤北的中山大学,自然不会忘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传播。除了课堂传授,还有就是他们在法学院建立的以他为轴心的自由的学术小天地。在他看来,粤北的中山大学依然处在“夜未央”的黑暗时代。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相比,与其说是自由研究,不如说是自己研究。他感到,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相比,获得的自由并不多。这也是他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学术小天地的原因,也是他把“亚南书舍”称为“野马轩”的原因。确实,要冲破黑暗寒夜,即便是在荒僻山野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野性和彪悍也是不成的。所以,王亚南将自己居所的“野马轩”称号,一直保留到抗战胜利后。这是王亚南的学术思想使然。其实,学术和政治在概念上好像是分家的,实际上不同学科的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又是不一样的。比如,王亚南所从事以《资本论》为主的翻译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同时也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所以,它的传播就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因而才有了蒋介石在重庆电接见王亚南,表面上是以经济问题问,实际上是对他传播的内容不放心,不满意。所以,尽管和王亚南谈了几次,最终的结果还是以“布衣之言,不合君意”而告破裂。其实,根本不是布衣和君上的问题,而是二人的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取向上根本就不一致。王亚南的学术传播内容只能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蒋介石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新军阀利益的政权,需要用法西斯主义维护政权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理论武器。难怪王亚南只好在重庆住了几天就回了中山大学,并且很快又匆忙离开了学校,使原来的在学校王亚南被解聘的传言变成了现实。由此可见,王亚南在中山大学的自由学术小天地,表面上是风平浪静,实际上是暗藏漩涡。[3]在粤北时期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因为“引用异党”而引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不满而离职。王亚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自然也引起国民党上层的关注。蒋介石约见王亚南探讨学术,必然出现“布衣之言,不和君意”,这也是他很快悄然离开了中山大学的主要原因。虽然,王亚南在中山大学粤北时期的教育生涯暂时中断了,但是,他在中山大学学术思想没有中断。他到了福建以后,到了厦门大学,他的居所不仅仍然称为“野马轩”,他还继续从福建到中山大学(石牌)为同学们上课,他自称他前后为中山大学教学七年(在粤北四年)。这样,王亚南起源于中山大学的“野马轩”的学术思想在他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然得到了延伸和继续。

1946年11 月5 王亚南寄给《每日论坛》《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公开信》,在寄给编辑的信的落款处是厦门大学海“野马轩”。不过,他发表此信是在广州石牌,是中山大学从坪石辗转迁回广州的校址。他还说明,这封信是他早经成的。本来有“不必再讲”的心绪,不要把它发表出来,但是,收到几封石牌(中山大学)的来信,又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内疚。那就是他认为,他在几点钟之内,就突然离开了石的中山大学,远走高飞了。应该向那些已经见到过他,陆续和他叙谈的殷切盼望他留下来的一部分同学,甚至包括全体同学,应该说点什么而没有说点什么就忽然别去而感到内疚。[4]王亚南此信,表面上是通过书信教导中山大学同学如何在做人、做学问上给予正面引导,这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抗战虽然胜利了,国民党政府政治管制依然严厉,王亚南对此依然忌惮。难怪他在书信的开头有一句话“临着这夜未央的时际”,他想对同学说的话,想说又不能明说,不说又有遗憾,只好借着做人与做学问的话题,隐晦地捎带说些真心话。他教诲同学们自由学习、自己研究、自己学习,不要丧失学术性的自由,坚定个人的研究立场。在他看来,“开明的研究态度与坚定的研究立场,有等的重要。[5]王亚南教导学生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山大学历史赋予大家的现实感和时代感,使研究不要与时代和现实脱节。并且现身说法,说他个人在研究和传播经济理论,随时警惕自己的研究带有讲坛式的、书院式的倾向。他非常赞赏有一位作者在上海论坛上发表的对他的《社会科学论纲》的“实践的,批判的,中国的”定性评价,而且承认,自己的全部经济理论,就是为了实现上述三个目标,自己也希望用这三点来勉励大家。这也是王亚南在“野马轩”的重要学术思想。

二、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基于“野马轩”主人王亚南的“实践的,批判的,中国的”学术思想,从1940年以后,学术思想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在王亚南到中山大学之前,他阅读翻译了一批西方经济学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著作。王亚南和郭大力按照他们的计划,前后用8年时间,翻译马克思之前的6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还包括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最终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全文翻译开辟了通道。进入40年代,也就是王亚南到中山大学开始,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正如他自己总结他本人的学术道路时所言:到中大以前,虽然也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但是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特别是延拓到社会史领域,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是在发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那篇文章开始的。[6]《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还有一个副标题《当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是王亚南发表在1941年第2卷第10期《新建设》上的文章。

王亚南当时在中山大学(石)经济系教授高等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他给高年级学生讲授高等经济学时,为了讲得高深一些,就拿他们翻译的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作为蓝本。一方面因为李嘉图的著作较为高深(李嘉图自称此书全英国不会有25人能看得懂),或者是他的表达不到位亦或是学生们原来所学的基础太差,他发现学生们对于这门课程的兴趣并不大。但是,他同时发现,他担任的“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学生同样也是四年级高年级学生,他们对后者的学习兴趣却比较大。而实际上。王亚南自认,他结合李嘉图的经济学说讲解高等经济学,比讲解中国经济史有更大的把握。之所以引不起大学生的兴趣,王亚南对于当时中国的大学讲坛乃至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是否有必要传播这么抽象和高深的与中国现实脱节的理论。于是,王亚南进而思考到中国大学讲坛上的经济学课程机所采用的教材和教法的改革问题。为此,他在1941年专门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王亚南在这篇论文中的观点,是基于学校教学的,也是基于社会实践的。他在教学中发现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既往的政治经济学都是“舶来品”。要么从日本转口过来,要么从西欧过来。总的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于观察研究的技术,或者是当作一种怎样性质的学问来研究的。无论最初的形而下学的看法,后来的形而上学的看法,都“没有把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当作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有关的学问来研究”[7]。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常常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起了一道鸿沟。经济学上的“四分主义说”要么是理论体系支离,要么是说明程序凌乱。至于经济学上的“三位一体说”,不仅从个别考察上不合理,即便是从综合考察上也能看出不合理。总的来看,王亚南认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政治经济学著述,大体上是模本仿造出来的,这种形式、体裁、性质的经济学,是与中国经济改造问题的学问。那么,围绕着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他主张研究政治经济学,应该是随时都不要忘记,“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8]。由于处在“夜未央”的时代,王亚南的基本论点,尽管是运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和规律来展开论证和说明的,但是为了规避国民党反动派的书报文字检查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概念术语的使用比较隐晦,多半是使用经济科学或者大经济学家的科学用语。王亚南在完成《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以后,开始在1942、1943、1944这几年中,一边仍然以西方经济学著作作为底本讲授“高等经济学”,一边联系中国的商品价值、中国的地租,从反面来证实中国社会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在他看来,研究经济学或者经济理论,本来就是理解和研究现实经济的手段。后来,他干脆甩开了李嘉图的大作,直接用一般经济理论论述中国经济。用价值论开展对中国商品价值的研究,由利润利息论开展对中国利润形态的研究,并且边教学,边研究,最终编出了一本以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王亚南治学方法,既有一般学者的共同点,也有他的特点。或许是“野马轩”的特殊环境使然,他回忆说,在研究过程中,中山大学经济系乃至全校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的同仁与同学,一有机会就提出有关问题和他讨论。这样,他自认自己经常好像处在一个被考试者的地位。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问题刚有研究出头绪,他们又要求继续说明中国的货币、资本,工资、地租等等问题。这一过程,用王亚南谦虚说法,也是一个“教育者不断被教育”的过程。这便是王亚南在“野马轩”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厦门大学召开纪念王亚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概括王亚南有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王亚南协同郭大力翻译《资本论》是前提,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是目的。王亚南在“野马轩”教学期间产生的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作为系列论文,当时发表在《中山文化季刊》《广东省银行季刊》《时代中国》等杂志上。原本桂林文化供应社打算以《中国经济原论》出版,因战事原因又在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上海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先后再版。这时的书名已经改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内容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变动和调整。《中国经济原论》是王亚南在翻译《资本论》等著作基础上的学术思想跃升,他把《资本论》等的相关经济原理和中国实践结合了起来加以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很好尝试。正如著名学者陶大镛所说,《中国经济原论》是王亚南运用《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基本范畴和规律来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在学界看来,《中国经济原论》是中国最早一部尝试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之作,被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王亚南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者”。[9] 

三、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

在中山大学(石)的“野马轩”,应该说是在1944年就结束了。直接原因应该是粤北韶关被日军占领。王亚南当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学术思想接近共产党。蒋介石接见他,主要是劝勉他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实际上没有达到效果,只有解聘一条路。“野马轩”主人先到了赣南,又到了福建。但“野马轩”主人的学术思想并没有停止,而且还在继续发散。1948年5月王亚南在出版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他写了一个初版自序,落款地址是厦门海“野马轩”。之所以如此,应该是有以下原因:1、王亚南念念不忘中山大学在石时期自己的“野马轩”,即便到了厦门大学,也不能忘记对它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扬;2、出版《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部学术研究著作,它的创作的起点是在1943年的“野马轩”。

1943年,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Prof.Needham)曾经来中国诸多地方考察,辗转到了“野马轩”,慕名拜访了王亚南。二人有过两次长谈。他最后向王亚南提出了一个中国官僚制度的话题。也是他的一个重大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地方得到发展?并请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答。王亚南作为经济学专家,对此问题尚无深入思考,一时难以回答,只好用“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来敷衍。但是王亚南感到,自己有时要上中国经济史课程,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此,王亚南在“野马轩”又启动了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与研究。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10]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内容共分17篇,曾经分篇连载于上海出版的《时与文》杂志。在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发表时,王亚南在前面上了一个引言式的楔子,说明从事这一选题研究的动机、态度,并附带列举全书内容的设想篇目。在将近半年的写作过程中,虽然现实的官僚政治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的责难或诅咒,而他却能勉强避免情绪激动,坚持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他的研究动机,自然萌动于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在“野马轩”提出的洲际疑问,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历史与社会方面的解释。但此后,这么一个难题在随时逼着王亚南去解答一样。他便从此开始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有关研究资料。加之,当时的官僚资本问题又引起一般论坛的热烈讨论。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又是非常的密切。王亚南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的部分成果在《文汇报》“新经济”及《时与文》上发表以后,读者都要求他对中国官僚政治作进一步科学的说明。此外,他在大学里有担任“中国经济史”的教学,在他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我也希望藉此减轻我对于非所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11]王亚南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历史的社会的去解读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制度,谦虚地回避“僭越”研究,他十分注重和讲究自己的研究态度。他既注重和社会上读者和学者的思想交流和互动,也不感情用事,仍然坚持缜密的科学的研究,以便能够真正“抉”出中国官僚政治的关键来。王亚南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并且注重实践的,他研究中国官僚政治这一重大选题,不是希望自己能拿出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案。“这种研究,无论如何,总是希望能把这长久笼罩在观念尘雾中的政治暗影或社会幽灵,在某种限度内让其原形显现出来的。”“由于我个人的学力及研究范围的限制,我对于这个新鲜的大题目,自不敢期待有了不起的贡献,但因为这是中国研究社会科学者应当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错误而引出真理。”[12]只是最初对“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13]

四、结论

王亚南从1940年9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正是抗战时期中山大学播迁粤北石办学时期。在石武阳司的“野马轩”条件虽然艰苦,却是他学术思想非常活跃与跨越发展的时期。他通过教学实践和研究相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完成了《中国经济原理》。他不仅是《资本论》等著作翻译创作的延续和实践,更是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1943年,由于李约瑟的来访和交谈,并提出了历史的社会的中国官僚制度解读问题,又诱使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中国官僚政治,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并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这一学术思想的结集出版虽然是在1948年,但它是萌生于“野马轩”。整体来看,王亚南在“野马轩”的学术思想是“实践的,中国的,批判的”。随着新中国成立,王亚南的学术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它们都和“野马轩”具有天然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手册》和《中大向导》。1941年中山大学编辑出版。

[2] 李达同志于1940年秋天在石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担任教授。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在1922年因与张国焘的观点有矛盾而退出小组。李达同志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开了两门课,一门是《社会哲学》,一门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社会哲学》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李达同志还作过一次《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的学术讲演,主要是说明中国社会长期停顿在封建阶段的原因。听讲的人十分踊跃,其他学院、学系的学生也有不少来听的。

[3] 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经济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第66-80页。

[4] 王亚南:《如何发挥自学精神——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公开信》。原载《每日论坛》1946年11月。

[5] 王亚南:《如何发挥自学精神——致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公开信》。原载《每日论坛》1946年11月。

[6] 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经济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66-80页。

[7] 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8] 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1页。

  [9] 《沿烽火古道唤醒“学术抗战”记忆——揭开资本论》译者在韶关石的尘封往事,《南方日报》2020年7月1日。

[10] 孙越生:《王亚南生平》。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96-200页。

[1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

[12]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

[13]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扉页。